究竟什么是科学作为一种天职的意义呢？对此，托尔斯泰已经给出了最简要的答案：“它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唯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做？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而科学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科学对这个问题没有给出答案，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所有的科学工作都预设了一个前提，自己在逻辑和方法上采用的规则是有效的，这是我们在这世界中的取向的总体基础。同时，至少对我们现在的特定问题来讲，这个预设又是科学中最不成问题的一个方面。但科学还有进一步的预设，就是说，科学工作的成果之所以重要，正因为它们“值得我们知道”。显然，这就是我们所有问题的根源。因为像这样的预设，本身没有办法通过科学的手段来证明，而只能依据它的终极意义来解释。可是对于这种终极意义，我们是拒绝还是接受，就要看我们对生活所持有的终极态度了。科学工作和它的预设之间的关系，就其结构而言，方式千差万别。就拿自然科学来说，物理学、化学，还有天文学：其不言自明的预设都是，只要科学做得到，构建宇宙现象的终极法则就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情。之所以值得做，不仅仅是因为具备了这样的知识，便可以产生技术成果；更因为，如果科学要成为一项“天职”，就应该“为了科学本身而科学”。可是，这一预设本身又绝对是无法证明的。更不用说证明科学所描述的这个世界，它的存在本身是否有价值，是否具有某种“意义”，或者在这个世界中存在是否有意义——科学并不问这样的问题。例如，医疗活动总体上有一个“预设”，就是主张医疗的任务在于竭尽所能地维续生命本身，减少病痛。生命是不是还有价值，在什么情况有，这并不是医学要问的问题。如果我们想要在技术上支配生命，所有的自然科学会回答我们该怎样去做。但我们是否应当在技术上支配生命，是否想要如此，这么做最终是否有自身的意义，对于这些问题自然科学置之不理，即便谈，也无非将它们预设为自已的目标。再来看看历史性文化科学的情况。它教导我们，如何理解各种政治、艺术、文学以及社会的文化现象形成的条件。但是，这门科学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文化现象在过去和现在是否有存在的价值。也没有回答另一个问题：是不是值得付出这么多努力去认识这些现象？这些科学只是预设，人们应该有兴趣通过这样的步骤，参与到“文化人”的共同体当中去。可它们无法向任何人“科学地”证明这一点；历史性的文化科学预设了这种兴趣，绝不等于证明，这一点就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这根本就不是不言自明的。
马克斯·韦伯等《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李猛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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