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重视诗教，《诗经》是他所创办私学开设的主要课程，也是特色课程。《诗经》的三百零五篇诗章就是三百多首歌曲的歌词，这门课程相当于今天学校里的音乐课。现在来看音乐课在学校早已普及并不陌生，可若把时光追溯到2500年前，古老东方的私学学堂里就已经有了音乐素质教育，也足够引为自豪了，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比较超前的。
孔子重视诗教是因为周朝是提倡以德治国的始端，以德治国总要有一套制度规范才行，缺少条条框框的制度规范，以德治国就拿不出一个可操作的规则去做参照，后来这个具有一定约束力的衡量标杆出现了，就是礼乐制度。“礼”是用来维护社会基本秩序的，“乐”是用来让内心保持喜悦和谐的；以礼维序，以乐致和。有了礼和乐，外在的约束力与内在的自省力就形成了两股合力，这就保障了德治的有效进行。
周礼的制定者认为，只有人人不逾越礼制规定，社会规则才能建立，否则整个社会就会演变为丛林法则的游戏，以德治国便不能推行。乐曲是人思想情感流露的工具，通过乐曲的演绎淋漓尽致的传导出丰富的内心情感，让欣赏的人达到内心的喜悦，使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充满和谐，进而实现社会和谐，这又是乐曲所具有的强大魔力，也是乐致中和的思想源头。
孔子看重诗教，一方面是美妙的乐曲能让他产生精神共鸣外，另一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源于《诗经》本身所具有这份社会功用，有一次在谈到《诗经》的社会意义时，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是对《诗经》社会作用的具体概括，被孔子凝练总结为“兴观群怨”四个字。
“ 兴观群怨”，是孔子的美学观点，这四条《诗经》都具备。
兴，《诗经》具有激发感情的功能。
观，《诗经》具有观察了解人间万象的作用。
群，《诗经》能够让人致中和，便于人们相处。
怨，《诗经》能排解内心的哀怨，民众可以用诗的这一形式来指责抨击为政的过失，表达自己的不满。
在孔子看来，《诗经》的社会作用是具体的，“兴观群怨”面面俱到，虽是艺术的形态却绝不抽象，离生活如此之近。接着“兴观群怨”之后，孔子又说：“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就是说通过对《诗经》的学习，近可侍奉父母亲人，远可侍奉国君，还可以多认识动物植物的名称。自从有了此番概括，“兴、观、群、怨”也就成为了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的理论基础和大原则，孔子也名符其实的成了中国最早的文艺鉴赏家。
孔子教《诗》，他自己对《诗经》的研习自然精深。“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史记·孔子世家》） 三百零五首诗，孔子不仅吟咏，还能够用乐器演奏出来。若不是真喜欢，不会反复玩味有得；若不是源于深深的共鸣，也不可能做到“皆弦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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