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东北大款有三大特征:夹小包,穿小貂,开个捷达喝小烧。如今,东北人的三大执念变成了:穿貂,吃烧烤,在海南有套房。
时过境迁,唯有貂不变。
电影《智取威虎山》剧照
用年轻人的话来说:“就我妈和我姨那年龄的东北女人,只把女人分为有貂的和没貂的。”可以想象,阿姨们如今在三亚最大的失落,可能就是不能穿貂了。
为啥东北人民对穿貂如此执着呢?
你可能会说,因为保暖啊。这当然没错,古人都说过,“北方苦寒,故多衣皮”,这玩意儿抗冻。
但是,保暖的衣服也很多,何必花这么多钱来买貂呢?对人类这个特别热爱意义的物种来说,服饰的价值早就不限于最基本的实用功能,奢侈品为什么奢侈,就在于背后的附加值。
所以,貂的附加值从何而来呢?为什么会成为人人憧憬的高贵象征,从而让动物们闻风丧胆?
说起来,东北人穿貂背后,其实是一段由权力、禁忌和资源稀缺交织在一起的往事。
01 从不屑到推崇
自古以来,以貌取人就是人们的常态,在外貌里,除了难以改变的生理特征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衣服。
比如,在清朝,抓捕逃犯时,要“据体貌服饰缉捕”。如果一个外地人死在蒙古地区,他的尸体和衣服都会被送回原籍。衣服是人的第二张脸,有着非常高的身份辨识度。
也因此,穿貂最早并不受中原人们待见。因为在中原王朝的华夏中心视角看来,动物皮毛暗含着原始、野蛮、未开化的意味。它们大多来自于荒芜的边疆,是蛮夷的服饰。
古代游牧民族
那么,从不屑到推崇,这个转变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这就是蒙古人一统天下的元朝。在蒙古人统治汉地之后,普通人对毛皮的了解逐渐增加,需求也逐渐增加,游牧民族的趣味成为了新的主流。而且,这种趣味一旦兴起,就不会一下随着朝代更迭而消亡,在明朝初年,蒙古文化依然对汉人的时尚有着很深的影响。
在明朝弘治年间,就有御史进言,说京城男女“胡服汉语”,汉人也穿貂皮狐衣。他强烈建议“复华夏之淳风”,还敦促朝廷“扫胡元之陋俗”,以便“习俗纯正”。
后来,在1506年,明朝发布了一道禁令,禁止奴仆、妓女和底层人穿貂裘。当然,有钱人还是不受影响的。
比如,明朝著名小说《金瓶梅》里,富家太太都爱貂。第四十六回里写到,“当下月娘与玉楼、瓶儿俱是貂鼠皮袄,都穿在身上”。这小说里的几个主要女性角色,吴月娘、孟玉楼、李瓶儿,通通都穿貂。
貂皮甚至成为推动情节的工具。小说中,潘金莲向西门庆讨要李瓶儿留下的皮袄时说,“他们都穿着皮袄,只奴没件儿穿”,“左右是你的老婆,替你装门面。”西门庆说,“那件皮袄值六十两银子哩,你穿在身上是会摇摆!”
版《水浒传》中的西门庆
虽然写的是宋朝的事情,但《金瓶梅》里的人物喜好和习俗,几乎都是明朝人的忠实写照,所以,在这里能看出两个事情:第一,有钱人爱穿貂;第二,貂皮大衣很贵。
02 貂,不是想穿就能穿
虽然完成了从野蛮到热衷的转变,但在清朝之前,汉语中甚至都没有“貂”或白鼬这些词汇。美国汉学家谢建在著作《帝国之裘》里告诉我们,貂能成为扒蒜小妹的心爱之物,离不开满清皇权的助推。
在入主中原后,满族统治者虽然全面接受了汉人王朝的政治传统,但也时刻警惕被汉人同化,维护自身传统的生活方式,就变得很有必要了。因此,来自满洲和蒙古地区的毛皮、珍珠、蘑菇、人参等珍稀物产,就成为满族人的民族精神象征。其中,貂就成为了满人服饰传统中的超级符号。
电视剧《甄嬛传》画面
1644年,清军入关后,清朝皇帝穿的龙袍虽然是明式的,但领子和袖口会缝上貂皮,还会穿豹皮裙。皇后则是“冬用薰貂,夏用青绒为檐”。《甄嬛传》里一到冬天,后宫全穿上貂,确实是历史上的真实场景。
在皇室看来,这不仅象征着族群传统的生活方式,还代表了个人与其原始本性的联系,并能跟汉人的习俗区别开来。这是重要的身份认同仪式。
而且,领子和袖口的这一圈貂皮,也成为领袖的象征。皇家的规定,还进一步给貂赋予了等级贵贱的权力:毛皮的种类、颜色、裁剪方式,都体现着一个人在权力系统中的位置。
例如,要求所有贵族依据等级佩戴东珠,穿毛皮。一等王公用貂皮,二等用镶貂皮的猞猁狲皮,三等用素猞猁狲皮,最低等觐见者,只能坐在羊皮或鹿皮垫子上。身份地位不同,可以使用的毛皮的种类也不同。
康熙皇帝貂镶海龙皮冬朝袍
从乾隆开始,朝廷也把毛皮、袍子和马褂作为礼物,赏赐给受宠的汉人大臣,特别是那些立有军功者。这样一来,貂就附上了权力的光环,成为标榜高贵地位和显赫功劳的奢侈品,也逐渐成为汉人精英的时尚标志。
在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的笔下,清朝时候的京城精英过冬,简直是动物的噩梦:“换上貂皮、黑貂皮和狐皮等同一等级的衣服。隆冬季节,除了狐皮的袍子和外套外,他们还穿羊皮的小袍和夹层的松褂子。下雪的时候,他们还套一件海豹皮的长斗篷。”
03 貂以稀为贵
越来越多人追求貂,在清朝皇帝看来,这并不是好事。因为特殊的物品如果变得大众化了,就会丧失了其独特的标志,就像今天,如果满大街的人都背铂金包,就会让这包包的象征意味尽失,成为了买菜包。
所以,在康熙和雍正时期,朝廷会以“禁奢”的名义,限制大臣追逐貂。康熙皇帝曾经在廷议之后,对一群穿着华贵的大臣群体表达不满,“尔等好用貂缎贵物,不知一貂帽、一缎衣,其价值狐皮帽、羊皮袍数件。尔等何用此贵物?”
清朝官员照
到了乾隆五年,清政府正式发布对东北的封禁令,禁止汉人进入,这种维护环境的“纯洁性”,带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但没想到,越禁忌越美丽,在权力、风尚和禁忌的各种作用加持下,貂的身价进一步被抬高了,反而给边疆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打击。
随着市场膨胀,一股史无前例的商业扩张和自然资源开发热潮,改变了边疆的生态环境,狩猎行为日益频繁,野生动物毛皮数量锐减。
据记载,17世纪,在西伯利亚地区,貂惨遭过度捕猎的厄运。到了19世纪,它们基本上从清帝国控制下的蒙古、满洲地区和库页岛消失了。以清朝的乌梁海地区为例,他们每年要向朝廷进贡包括貂皮在内的九种毛皮。18,进贡的貂皮数量多达3800张,1831年跌至1878张,此后年均最多1200张。
所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毛皮供不应求,价格进一步上涨,成为了奢侈品中的奢侈品。人们对于貂的需求欲望,以及穿貂的象征意义,就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达到了顶点,并持续了几百年。
一直到今天,这种影响力,才随着环保理念的兴起和审美观念的变迁,慢慢衰弱下去。
当然,就算以后貂不再有这种地位,也会有新的超级符号出现。比如,加拿大鹅专卖店门口排的长队,也只是貂的故事在新时代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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