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大动荡、大混乱的时期。首先是东汉政权的分崩,三国鼎立,继而五胡入侵;接着,南北朝划江而治理,政权更迭十分频繁。这个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有智能、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这个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的时代也是中国艺术开始进入自觉的时代。
逸进入审美视野并由人伦鉴赏到向文艺的转换也发生在这个时期。“这个时期,人加强了对自身的关注,发现了自身的美,向外发现了自然”,正是这种内外之间的转换才使逸走进了审美的殿堂。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人伦鉴赏起到了关键作用。魏晋时期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社会动荡不安,而儒学自西汉末年来,愈来愈神学化,它己无力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这种情况促使了儒学和道学的合流,并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哲学—玄学。它以“三玄”老子》、《庄子》、《易经》))为本,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夕。崇尚人格精神的自由、自然,甚至视放浪形骸为潇洒。它借助于先秦的儒、道思想,更重视人本身存在的价值,探求人的内在生命精神的本质意义,从而导致了对理想人格的探讨。
人伦鉴赏便是理想人格在具体社会生活中的实际操作与运用。六朝带有审美意味的人伦鉴赏方法,直接发端于先秦、两汉的相人之术和清议。这种方法发展到魏初便形成政治上推行“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品藻风气的一个依据。它把封建社会的上层人物分为九品,并按品位的高低结合文化戈油和人物风貌的品藻而分别授予不同的官职。由于人物的l异,藻会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仕途,所以在丝透当时社会引起普迹重视,从而使品藻的方法更加丰富、系统化。刘邵的《人物志》便是在这种风气下的产物。
当时的人物品藻主要从.异;格、气质、精神相貌等几个方而进行。在这种人物品藻风气的盛行的语境之下,“逸”与其他词语的结合使用,成为对人进行评价经常使用的词语之一。如在《后汉书·蔡岂传》评价蔡岂是“旷世逸刁`”;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对他的评价是“亮少有逸群之刁`,英霸之器。”:在《晋书·曹毗传》中有“曾无玄韵淡泊,逸气虚洞。”在《南史·阮孝绪传》有“言行超逸”的句子。
如果我们有足够耐心的话,还可以寻找出许多借“逸”来品评人物的语句来。随着曹魏统治集团内部纷争的加剧,文人士大夫如夏侯玄、何宴、毕轨、李丰等卷入政治斗争而饮颈于司马氏屠刀之下,天下名士减半。其后,一些著名诗人、哲学家如稽康、二陆、张华、潘岳、郭璞、刘馄、谢灵运、范哗等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于是,名士们看到了社会的黑暗、政治的险恶。正如陶渊明在诗中所写:“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士人们真正体验到了“人为物役”“心为形役”的官场的险恶。面对社会的现实,名士们再也不能口无遮拦的任意品藻人物了。于是,品藻之风逐渐地与玄学理想人格探讨相结合,逐步形成了一种远离是非功利而带有浓厚审美意味的人伦鉴赏。它着重从人物风貌体姿方面来揭示名士们的精神个性。在《世说新语》中包含了大量此类描写名士风度的文字:王戒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赏誉))“有人叹王公形藏者,云`灌灌如春月柳”,((容止))“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初”((赏誉))“世目李元礼,逻傻如劲松下风”((赏誉))“公孙度目邮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赏誉))这里常常借助于自然美的事物如“瑶林琼树”“春月柳”“松下风”“云中白鹤”来比拟名士们超凡脱俗的“高逸”“清逸”之风。“他们的人格具有强烈的审美品质。
审美人格的挺立是魏晋美学的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我把魏晋审美人格定性为逸”因此,在具体鉴赏的过程中,魏晋人士往往集中对人物的外在风貌加以品评,用审美的眼光来进行人伦鉴赏,进而把握其内在精神,出现了如“俊逸”“高逸”“辩逸”“清逸”等与逸相关的高度简练、形象化的词语以概括人物的精神风貌“存……初而卓拔,风情高逸。”吕“裴使君(楷)有高刁`逸度,善言玄妙也。”这里的“高逸”“逸度”指超越世俗之上的形态,·因为逸只有拔俗刁`能为逸,犹如“谢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相马,略其玄黄,取革俊逸”这里的“俊逸”是忽略其形色而直接把握事物本质的敏锐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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