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政协委员建言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民生保障
新冠肺炎疫情既是对防控能力的考验，也是对中国经济的一次大考。政协委员们针对疫情应对中暴露出的问题短板，围绕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加强民生保障、完善应急物资储备等方面提出真知灼见，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贡献智慧。
李迎新：加强疫情影响下青年农民工就业保障
针对疫情期间青年农民工返岗就业面临的困难，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李迎新建议，加大对劳动力吸纳能力强的行业复工复产支持力度，多管齐下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多措并举帮助低风险地区农民工尽快返岗复工。
李迎新调研发现，疫情发生以来，吸纳青年农民工就业人员较多的餐饮、娱乐、交通、物流等行业和生产制造业受到较大冲击。她据此建议，进一步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政策保障和扶持力度，在信贷、财税、临时资金供给等方面给予更为倾斜的帮扶措施，保企业、稳就业。同时，采取多样化手段帮助农民工就业，采取“点对点、一站式”直达运输服务，有序组织集中返岗，指导企业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生产防护工作。提供职业介绍、就业服务、技能培训及岗位信息提供等方面的服务，帮助待业的青年农民工尽快就业。
敖虎山：加大互联网医疗推进力度
“互联网医疗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主任医师敖虎山说，“互联网+健康”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符合未来医疗发展趋势，应加大推进力度。
敖虎山建议，研制更多适应互联网医疗场景的设备和器械，鼓励民营互联网医院发展，让医疗市场充满活力。“把现代网络和信息技术发展的成果运用到医疗领域，既有利于患者，也有利于平衡医疗资源。”
此外，在疫情防控期间，敖虎山调研发现我国高端医疗设备和器械长期依赖进口，医院使用国产化产品程度低，很多卡脖子关键技术受制于发达国家。因此，他建议，重视基础研究，加大卡脖子技术研发投入，为从事高端医疗设备基础研究的人才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加大国产产品在临床中的应用。
皮剑龙：建立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物资储备制度
疫情初期，不少地方出现医疗防护器材等物资告急，口罩、抗病毒药品、消毒杀菌用品等防疫用品的市场供应短缺，导致了大量哄抬物价、非法经营的违法行为。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认为，我国现有应急物资储备保障机制存在短板，应进一步完善相应法律法规体系，构建政府储备和社会储备相结合的制度。
皮剑龙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上位法，构建结构合理、管理科学、运行高效的公共卫生应急物资储备法律体系，明确管理机制、储备目录、职能部门、具体流程和经费保障。
“除建议政府部门要建立相关制度外，还要引导、鼓励全社会积极参与，指导企业和个人根据实际条件进行相应规模的公共卫生应急物资储备。”皮剑龙认为，在企业支持方面，应明确重点支持企业名单，给予财政金融支持和税收减免。积极帮助企业解决资金、资质、生产场地、设备购置和原材料采购等实际困难，提高全产业链生产能力。
吴明：完善激励机制 稳定疾控队伍
“我这几个月一直没闲着，已经提交了十几份关于疫情防控、加强疾病防控体系建设的建议，部分已经被采纳。”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系教授吴明履职超过，长期关注医药卫生议题。打年初开始，她就积极收集疫情相关信息，深入社区走访调研，并与投身“疫”线的医护人员、疾控中心人员保持紧密联系，在此基础上建言献策。
“要把功夫下在平常，让疾控体系走出‘病来重视，病去忽视’的怪圈。”吴明认为，部分地区政府对疾控工作的财力保障不完全到位，尤其部分基层疾控中心工资总额偏低，缺乏增长机制，分配存在“大锅饭”倾向，人员积极性不高，队伍不稳定，人才流失较严重，直接影响了疾病防控能力提升。因此，她建议，政府平时要重视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保证投入到位，体现多劳多得，调动人员积极性，增加对人才的吸引力，稳定疾控队伍。政府还应加强统筹，建立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医院和基层卫生机构疾病防控的协同机制，构筑疾病预防的防线。
董瑞：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康益德中西医结合肺科医院董事长兼院长董瑞建议，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社区防控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着手，完善医疗保障制度建设，解决医疗保险基金使用重医疗、轻预防等问题。
董瑞建议，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社区防控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建立健康守门人制度。制定医防任务清单、细化绩效考核指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考核结果与资金分配挂钩，逐步提高基层卫生人员待遇，真正落实强基层政策。“一旦应急事件发生，家庭医生将成为应急管理的第二道防线。”董瑞说。
“筑牢堤坝，才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董瑞还建议，将目前以疾病治疗为主体的医疗保险制度向覆盖疾病治疗和慢性病健康管理为主体的健康保障制度过渡，打通医保基金池，合并使用医疗保险基金和公共卫生经费，根据健康管理和预防保健服务结果购买医保基金。如此一来，医疗服务提供方可通过维护公共健康而获益，形成支付方与供给方同向激励相容机制，促进医疗服务向健康管理转变。(武红利 高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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