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史记·大宛传》记载，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最初的使命是要说服大月氏人与汉朝联合夹击匈奴，探索通往西域的道路只是他这次出使的副产品。一般认为，西域道的开通，在张骞通西域以后。其实，在张骞出使之前，汉朝也必然有通往西域的道路，只是“为匈奴所闭”而已。否则，月氏人怎么会由中国的西北迁徙到西亚，又由西亚而征服大半个印度？《汉书·张传》所谓“凿空”，意思是“开通”张骞两使西域，所行之路即西域道。其时，匈奴为汉朝西北大患，占据西域要冲，自武帝以降，经昭、宣、元、成等几代皇帝采取征伐、和亲、置郡、屯田等种种手段，基本上控制了西域道，使之成为今天所说的“丝绸之路”。汉代的西域道分南北两道。《史记·大宛列传》中说:“初，贰师起敦煌西，道上国不能食，乃分为数军，从南北道。”《汉书》的《西域传》和《陈汤传》中也提到了南北道。
一般认为，从敦煌向西，出玉门关、阳关到鄯善，由鄯善沿塔里木盆地的北缘经焉耆、龟兹等地越过葱岭的路线为北道，而由鄯善沿塔里木盆地的南缘经于阗、莎车等地越过葱岭的路线为南道。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曰西域诸国，汉初开其道，时有三十六，后分为五十余从建武以来，更相吞灭，于今有二十道。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婼羌转西，越葱岭，经县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这里所说的“二十道”②应为“二十国”之误，而前面的“三十六”和“五十余”也都指国数。因为《汉书·西域传》说得清楚:“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所以，《魏略·西戎传》这段话的开头部分是依据前人记载写的，后面才是新的记载。它的意义在于指出了西域道在汉代，尤其是东汉时的变迁。
是根据当时人的“大西域”观念，自然把玉门关以外的地区也认为是西域的一部分，而实际上，不管是南北二道也好，还是南、中、新三道也好，都在现今的中国境内，对于更远的地方，并没有细致划分。当时，西域道也不是一向畅通的，特别是东汉时，情况比较糟，出现了时通时绝的局面，而且一绝就是数十年。《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王莽时，“西域怨叛，与中国遂绝”，到明帝十七年（公元74年）又通，中间竟相隔65载。和帝之后，又因“西域反畔，乃绝”。
由于西域道的开通，汉朝派往印度的使节日益增多。《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二次出使西域时，曾在乌孙派副使到身毒。“自博望侯骞死后…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这样庞大的使团，这样频繁的出使，汉人对印度的了解自然会日益增多。
到了东汉时期，由于西域道时通时绝，中印交往也呈现时断时续的状况。根据《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从王莽朝到明帝十七年，中间断绝65年之久。“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畔，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从和帝之后，到桓帝时，中间大约又断绝了数十年往来，而且由陆路改为水路。
《后汉书·西域传》中还说:“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这段话开头虽然说得不够肯定，用了“世传”二字，而且明帝感梦的说法也不可靠，但对求法事件的经过描述清楚，基本可信。可以说佛教就在这一时期，通过西域道传入中国，在上层贵族中产生一定影响。《魏略·西戎传》还写道:“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这是佛教通过月氏人向汉地传播的重要史料，也是中印间在西域道上进行交往的证明。
其实，汉代中印间在西域道上的交往并非仅仅是使节们带些礼物来回走走，也不仅仅是佛教开始向中国内地传播，中间一定还有大量的商人往返奔波，一定还有大量的商品交互流动，这无疑是加强了中印文化的交流。
如果觉得《中外文化交流史：张骞出使西域和西域的开通加强了中印文化交流》对你有帮助，请点赞、收藏，并留下你的观点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