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年的冬天，王勇从江西赣州信丰县回到了上海，这一年他 18岁。
王勇是众多回沪知青子女中的一个。学者朱孔芳和韩毅做了人口统计调研，那一年上海人口抽样调查，市区青年人口为2722994，其中回沪知青子女占将近5%。
回沪知青子女，是尴尬的一代人，他们的父辈响应国家号召，去了新疆、东北、贵州、云南……他们出生在那里，在当地，别人把他们当上海人，落实政策回城之后，上海人把他们当外地人。一家人只能有一个孩子回城，王勇的哥哥把这个机会让给了他。
王勇出生在江西赣州，当地以客家菜为主，小时候工厂里的邻居都是上海知青，从小吃百家饭，杂糅着长大成人，他的口感上没有乡愁。小时候每隔一两年就会回一趟上海，家里的亲戚们各尽所能，招呼他们一家人。
“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大闸蟹，我舅妈做的面拖蟹非常好吃。”王勇说。
上海，对王勇来说是“熟悉的陌生人”。他不会讲上海话，18岁一个人回到上海，寄居在姨妈家的楼道间里，床旁边摆满了暖水壶，晚上睡觉不敢剧烈翻身，怕踢翻了开水。
原本是要安排王勇去公交公司的，机缘巧合丢了户口簿，没能去成公交公司。他又百无聊赖地待了一段时间，街道居委会的人问他 ：“有一家餐厅需要临时工，愿不愿意去？”
当然愿意了，至少有一些收入不用爸妈从江西寄钱了。
姨妈数落他 ：“你看，因为丢了户口簿，那么好的公交公司去不了，现在只能去餐馆当个临时工！”
餐厅叫百乐饭店，上海静安区粮食局下属的三产。王勇去做服务员，兼酒水库管。餐厅里的临时工几乎都是回沪知青子女，一群人感觉很亲热，小宁波、小新疆，而他是小江西。
酒水管理叫王勇几乎崩溃，每天都对不上数，啤酒有时候少三五瓶，有时候少十来瓶，最多的一次少了 60 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一群虚无的年轻人，在打烊后的深夜，总要有点儿东西来麻醉。
过了一段时间，餐厅经理找到王勇，问他：“你想不想去厨房，学习做菜？”王勇非常兴奋，他觉得在厨房炒菜是一件非常体面、特别来劲的工作。他满口答应，乐不可支。经理说 ：“去厨房工作之前，把楼道清理干净。”
二楼到三楼，厨房到大厅的楼梯，是老式木质楼梯，常年没有人打理，台阶上都是污渍和油泥。王勇带着小铲刀，钢丝球和碱面，一点一点地清理，从早到晚，直到楼梯光亮如新。他知道 ：这是他进入厨房的通行证。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上海滩，粤菜兴起，一个香港厨师的月薪可以有一万多元，一个讲着白话的广东厨师，月薪也有三四千，相对比当时上海的工薪阶层，可谓天价。王勇在后厨学习杀鸡，宰鱼，打下手，连灶台都摸不到。那时他的工资是两三百元。
后厨有一个姓陈的老师傅，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是厨师，见过旧上海的繁华。他也有着老派的作风，对年轻人管教甚严，对仪表、动作都有极高的要求。他见王勇聪明伶俐，很喜欢他，慢慢叫他上灶烧菜，开始只能做清炒蔬菜之类的小菜，慢慢地也开始做响油鳝糊、红烧肉等大菜。
餐厅经理也有远见，花钱叫几个年轻厨师去粤菜餐厅学习。去了一周，学习回来几道传统的粤菜，这给王勇很大的震撼 ：原来粤菜的味道可以有这样的变化，相同的食材，只是因为料理手法和调味的不同，最终呈现方法原来也不一样。
整个20世纪90年代，王勇都是在烟火灶台边度过的。从一家店到另外一家店，从小厨师到厨师长，从小店到大店，再从大店到小店。做宁波菜，做本帮菜，做粤菜。生意红火时，一张桌子要翻六次台，连饭都来不及吃，下班之后，衣服早已经被汗水打湿，路都走不动了。
上海夏日的后厨，颠勺声、排风扇声、煤火声、厨师叫骂声……混合在一起，贯穿了他最日常的生活。
“你知道吗？许多厨师在夏天是不穿内裤的。因为出汗太多，容易淹裆。”王勇说。
王勇还记得第一次拿到 2000 块钱工资回到他寄居的姨妈家的情景，姨妈反复问：“小勇啊，哪里来的这么多钱？你可千万别做违法的事情啊。”
似乎日子可以一直这样下去了。他在上海买了房子，把父母从江西赣州接回上海，他试着融入这个城市，哪怕依然讲不好上海话。20 年前的上海并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西餐日料，也没必要做太多的创新和时尚，就踏踏实实做就好了。直到有一天，他去了一家新餐厅，这家餐厅开在外滩，名字叫黄埔会。
黄埔会的主厨梁子庚来自新加坡，他把一种全新的理念带到中国。中餐的内容可以和世界流行的方式接轨，中国本土的食材还可以玩出各种各样的花样来。王勇忽然发现，自己不会烧菜了，出品形式的变化，给他打开了一扇大门。
这股 Fashion food 的风潮从 2002 年开始流行中国，从上海到北京，但凡新潮一些的餐厅，总会在凹造型上下文章，被统称为“创意菜”，和创意菜一起流行的还有另外一个名词 ：私房菜。
有人开玩笑说，创意菜有三宝：干冰、大盘、分量少。
这一场梦，2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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