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若用智，唯圆善转。立信与背信就好象圆的两面一样，是可以转动变化的，因此显得奥妙无穷。
凡信用必有目的
凡信用必有其目的，方能坚守不辍。如果以为信用是一种个人的美德，不应含有任何的功利，那就是混淆了生活的方法与目的，是大错特错的想法。如果允许绝对一点说的话，纵览中外历史，只有事因信而成的例子，没有人无信不立那回事。
三国时刘备来投奔曹操，曹操任命刘备为豫州牧。
有谋士对曹操说：““刘备有雄才大略而且很得人心，关羽和张飞两位大将，都有万夫不当之勇，而且都甘愿为他尽忠效命。依我看，刘备胸怀大志，谋略不可测度。古人说，一日纵敌，数代之患。现在不早点儿除掉他，必为后患。”
曹操点一点头，又征求郭嘉的意见。
郭嘉说：“这种想法有道理。不过话说回来，明公你现在起兵的目的，是为百姓铲除残暴的邪恶势力，以真诚和信誉来号召天下豪杰帮助你建功立业。刘备有英雄之名，因为走投无路才来投靠你，假如这时杀了他，虽然能够免除一个后患，但是就要背上妒贤害能的骂名，使普天下英雄灰心，把所有想来投奔你人才都吓跑，到那时你用谁去平定天下呢？值此安危之际，你不能不考虑其利弊得失。”
曹操说：“讲得好！”
曹操明知刘备胸怀天下，日后与自己必有一争，仍然听从劝告，为了获得天下英雄之心而留用他。在曹操这儿，不拿信用当儿戏，不做失信于天下的事儿，并不是因为他品格如何高尚，其不过是为了达到聚集英雄豪杰为自己服务，有效地号令天下的目的。
因为曹操清楚地意识到，即使欺骗别人一次，所付出的代价都可能是无可挽回的。
齐桓公归国即位后，任用管仲、鲍叔、隰朋等贤人治理国家加强军事实力。齐国逐渐强大，开始吞并邻国。
齐桓公五年，桓公派兵攻打鲁国。鲁国在位的庄公派大将曹沫迎战齐国，结果连连失利。庄公害怕了，请求割地求和，桓公同意了，于是双方会盟于柯地。
齐桓公与鲁庄公坐在盟坛上谈判，曹沫突然拿着匕首劫持齐桓公。齐桓公的左右一时都愣住了，不敢轻举妄动。管仲沈住气问曹沫：“你这是要干什么！”
曹沫回答：“齐强鲁弱，你们以强凌弱，强占我们鲁国土地，太欺负人了！我现在就要求归还那些土地。”
齐桓公君臣见状于是答应全部归还鲁国侵地。曹沫于是扔下匕首，走下盟坛，神色不变。
齐桓公暴跳如雷。管仲劝他说：“现在我们是在诸候面前答应了别人，如果因为贪图小利而失信于天下诸候，我们就会处于被动，孤助无援，不如归还侵地，以此来取信天下诸侯，树立我们齐国的信誉。”
齐桓公听从了管仲的劝告，把战胜得到的土地都归还鲁国。齐国因此威望大增，各诸候国也都想归附齐国。
齐桓公因为遵守信誉，肯于放弃小利，顾全大体，得到各诸候的信任，最终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所以说不论是国家、公司还是个人，要想成就事业，除了靠实力之外，还要讲求信誉，以信取人，不要顾小利忘大局。
21、第4章 立信背信的智谋（2）
还有一个故事，说明守信的动员效果。
诸葛亮正准备进攻陇西，长史杨仪报告说，军中现有四万人应该回去休息了。诸葛亮立即命令这些部队收拾行装，准备回去。这四万人将要起程时，魏军突然打来。
杨仪建议，让这四万人留下，打完仗再走。
诸葛亮说，用兵命将，以信为本，得利失信，古人所惜。军情再紧，也不能失信食言。
诸葛亮让大家按时起程，说，你们的父母妻儿无不倚门而望，我怎么可以把你们留下呢。部队士卒异常激动，几次下令，却不愿走。诸葛亮只好令他们参战。
魏军远来，一经交锋，蜀军大获全胜。
立信需要用苦心
人要在官场、生意场上立足，信用最重要，它是立身处世的根本，所以要讲信用，就是为了使原本不信的人相信，这必须要花费种种的苦心。
春秋时齐灵公喜欢他后宫里的后妃们穿男装，戴男帽，着男靴，佩男人的饰物。于是，风气一开，上行下效，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股女服男衣的潮流。
灵公很不高兴老百姓学宫廷里的样子，下令各级官吏严禁，凡是在街道上，市集中，乡里之间，发现有女人敢穿男人服装者，就把她的衣褂扯碎，绦带剪断。
可是这种风气始终屡禁不止。
齐灵公气晕了，便问晏子：“寡人下了这样的命令，为什么老百姓敢于违抗，屡禁不止呢?”
晏子说：“大王!你在宫廷里提倡，而在宫廷外禁止，就等于是挂了一个牛头在大门口，卖的却是马肉一样。你要想让全国的妇女不穿男服，只要宫廷内的先不穿，谁穿就罚谁的话，老百姓还会有人敢以身试法的吗!”
灵公点了点头：“好吧。”
命令发布不出一个月，齐国内再看不到一个穿男装的女人。
信用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聪明者的游戏。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征战不休。有一年齐国连吃败仗，齐景公很着急，很想找到一位得力的将领能够扭转局面。
齐景公根据晏婴的推荐，决定令田穰苴为将军，领兵开赴前线回击敌军。
田穰苴原来只是一名下级官吏，他拜谢景公后，诚恳地提出一条请求，说：“君王，我一向地位卑微，现在您一下子把我从卒伍之间提拔到将军之位，我担心士卒们不听我的，百官不信我的，这是因为人微权轻。我请求您派一位高尊的大臣，做我的监军，以助士气。”
齐景公说：“这好办。”当即派他的宠臣庄贾走一趟。
田穰苴与庄贾约定好第二天中午在军门外会合出发。第二天，田穰苴很早就带领部队来到军门外，列好队伍，等侯庄贾。
可是到了傍晚，庄贾才大摇大摆地来到军门。田穰苴很生气地厉声喝问：“庄大人为什么这么晚才来？”
庄贾因受景公宠爱，一向狂妄骄横，他哪里把小小的田穰苴放在眼里，就傲慢地说：“亲朋饯行，多饮了几杯……”
田穰苴说：“眼下敌军入侵，大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士卒战死在边境，百姓的性命难保，你却为酒宴而违犯军法……”
庄贾毫不在乎地说：“你不要太神气，才当了几天将军就教训起我来了。”
田穰苴毫不示弱，厉声吼道：“违犯军法该当何罪？”
旁边的司旗官回答：“当斩！”
庄贾那颗气焰嚣张的脑袋立刻被砍了下来，挂到了旗杆之上，成了穰苴向全军示信的道具。
田穰苴的举动，威震三军，将士们俯首帖耳地听从他的指挥。
几个月后，击退了敌人，田穰苴率军凯旋，齐景公亲自迎接，后提升他为大司马。
这是以权臣的脑袋为道具来立信于军中，与孙武借吴王两个宠妃的人头来展示军威如出一辙。三国时曹操用自己的头发作道具来立信，也需要一定的勇气，因为古人笃信“发肤父母给，不可伤”之道，割发视同自残，要承受不孝的骂名。
曹操领兵出征，行军经过麦田，下令“士兵不得损坏麦子，违反命令的处死。”骑兵们都知道主帅军令如山，纷纷下马步行，有的还将倒伏的麦子扶起来。
谁知曹操的坐骑并不给这位丞相面子，一下子跃入麦田，踏毁了一片麦地。曹操吩咐掌管刑法的主簿按法给自己定罪。
主簿战战兢兢，不敢直接回答，而是根据《春秋》上所记载的道理回答说：“对于高贵的人不能施用刑罚。”曹操说：“制定法令的人却自己去犯法，怎么能够统帅好部队呢？然而我是军队主帅，不能自杀，请允许我处罚自己吧。”
曹操拔剑割下自己的头发放在地上代替死刑。古人认为头发是父母给的，不能毁伤，否则就是不孝。
曹操割发代首，既是对自己的严厉惩罚，也是在立信于人的一个策略。
另外，要立信，不仅需要苦心和智谋，也需要实力。拿现代的银行信用制度来说事。从来不借钱的人的信用是零，所以他的承诺一点作用都没有，所以你在银行中一个子也没有的人肯定是不能高额贷款的。
贷款信用最好的人就是经常拖欠银行大把大把钞票的人。因为他的承诺有效，欠了可以还，还了可以再欠，轮番往复，只有这样才有信用。所以说，信用这个东西也是一种市场经济的智谋动运作。
轻率许诺必寡信
对于轻诺者必寡信这句话，我们可以从被许诺者和许诺者两方面来分析。
从被许诺者的角度来说，凡是别人在某种情况下许诺什么，一定是在某种特定环境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做出的某种牺牲。如果对方许诺得太容易了，这时就要考虑一下对方是不是能够实践这种许诺，特别是在许诺的特定情势消失之后，对方还肯不肯做出那种牺牲。
魏昭王六年，秦国约赵国一起攻打魏国，说定取得胜利后，把魏国的邺城分给赵国。
魏王受到秦赵两国的威胁，心中十分焦急，连忙召集群臣商议对策。相国芒卯说：“大王不要忧虑，臣下有一对策可退敌兵。”
魏王连忙请芒卯说下去。芒卯说：“赵国和秦国本来就有矛盾，这次联合，无非是为利益。大王可派一位能言善辩的人出使赵国，对赵王阐明利害关系。再抛给他一点甜头，要他与我们联合，共同对付秦国。以后的事，臣下自有办法。”
魏王说：“好倒是好，先生可愿去担此大任？”
芒卯说：“这事臣下不宜出面，臣下推荐张倚前往。”
魏王于是同意张倚出使赵国，临行前，芒卯又对张倚如此这艇地交待了一番。
张倚到赵国后对赵王说：“现在大王既然要联合秦国来攻打我们魏国，邺城这个地方我们是保不住的了。为了避免军事争端，魏王情愿把邺城献给大王，不知大王可肯接受？”
赵王心中暗喜，嘴上却问：“魏王的美意敝国领受了，但不知贵国对我们有什么要求？”
张倚回答说：“其实也说不上什么要求。魏与赵世代友好，原来出于一国，而魏与秦却有着世仇。秦国是虎狼之国，秦兵凶狠残暴。魏王的意思，不外乎希望与大王永结邦交，如果大王看得起敝国，就请与秦国断绝关系。我们的邺城正等待着大王前去接收啊！请大王三思。”
赵王为了稳妥起见，又征求了相国的意见，相国说：“与秦国联合攻魏，兴师动众，最终也不过是得到邺城，现在不动一兵一卒就可以得到，何乐而不为呢？请大王接受赵王于是答应了魏国的条件，立即宣布与秦国绝交，下令关闭关卡，不准秦国人通过。秦赵两国撕破了脸，秦国放弃了进攻魏国的计划，反而把矛头转向了赵国。
赵王派使节兴冲冲地到魏国去接收邺城，芒卯却领兵拒使节于边境之外。
使节说明来意，芒卯说：“我国之所以派张倚出使贵国，目的就是为了保全邺城，怎么去把它拱手相让给你们呢？如果张倚真有这种说法，那是他弄错了，我可不知道。”
赵国使节垂头丧气地回去报告赵王。赵王一听大惊，才知道上了魏国的当了，正要讨伐魏国背信，又听说秦国正在拉拢魏国一起来进攻赵国，更加惶恐不安，连忙召开紧急会议，反过来自动割让五个城邑给魏国，以求联合魏国共同抵抗秦国。
赵国之所以在这次外交斗争中偷鸡不着蚀把米，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赵王过于贪婪，而忘记了轻诺者必寡信的道理。
从许诺者的角度来说，有人认为，信用是一种美德，因此对人动辄许诺，或者只因为当时的气氛，或是一时冲动，使答应了非自己能力所及的事，结果给自己带来一层无法解脱的负担，这种行为相当没有意义，其结果必然是让周围的人对他失去信任，自己也很被动。
三国时的华歆和王朗与同乡，有一次乘一条船避难。
有一个人想搭乘他们的船。华歆感到很为难。王朗说：“这条船正好还宽大，为什么不可以让他上船呢？”
后来敌兵越追越近，王郎慌了手脚，就想把那个人扔下船。
华歆止住他说：“当初我拿不定主意，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既然已经接受了别人的请求，怎么可以在危急关头，把他抛弃呢？”于是仍然象起初一样将那人带在船上一同逃走。
旁边的人因此判断华歆的人品比王朗更高，追随他的人也就多起来。
所谓轻诺者必寡信，对于别人的请求和托付，不肯乱许诺，更不空许诺，因为一个讲信修义的人，为了保持自己的形象，是不会答应自己办不到事情的，答应别人一件事，就一定要做到。
这既是一种责任，又是一种负担，因此如果我们从来不知拒绝别人，总有一天会把自己陷入到骑虎难下的境地。
城下之盟不必守
人之所以要讲信用，乃是为了在交易中驱使对方按自己的意愿行动。所以，信用只能用来对待自己人及盟友。若对敌人也讲信用，那他就是个呆鸟。
孔子住在陈国，外出时路经蒲国，恰好碰到公叔氏在蒲起事，与卫国为敌。
他听说孔子准备经过蒲国到卫国去，于是派人中途拦住孔子，对他说：“你答应不去卫国，我们才能放你走。”
孔子想了想，与拦路的军队订下不去卫国的盟约，于是被放出城。孔子一出城门，马上下令马夫驱车往卫国的方向疾驰。孔子的弟子子贡问：“刚刚订立的盟约能违背吗？”
孔子答：“被迫订的盟约，是城下之盟，连神也不会信守的。”
最守信用的人，也是不受城下之盟的约束，这就是大信不信的道理。
战国时，楚襄王做太子时，在齐国当人质。楚怀王驾崩，太子向齐王告辞准备回楚国，齐王不答应，说：“给我楚国东边的土地五百里，你就可以回去；不给，你就别想走。”
太子说：“我有太傅，请让我去问问他。”太傅慎子说：“把东边的土地给齐，是为了你回国继位，如果为了爱地不送死去的父亲，不义，臣认为可以答应献地。”
太子去见齐王说：“按着您的要求，我敬献五百里地。”于是齐王同意楚太子归去。太子归楚后，即位为王。齐国派兵车五十辆来楚索取土地。
楚王问慎子说：“齐使者来取东地，怎么办呢？”慎子说：“君王您明日上朝时，让大家都献计。”
第二天，上柱国子良入见楚王，楚王说：“我能够返回故国，执掌国家大权，是因为许给了齐国五百里土地。如今齐来取土地，怎么办呢？”
子良说：“您不能不给呀，您是金口玉言，已经答应把边地献给万乘之强的齐国，如果不给就是不讲信用，以后也难以缔约结盟于诸侯。我看，先给他地而后再向他进攻，给地是信，进攻用武也有理由，所以，还是先把地给他。”
子良退出，昭常入见楚王，王问：“齐使来取东边的五百里地，怎么办呢？”
昭常答：“不能给！万乘之国是因为土地广大才能称为万乘，现在我国去掉东边疆土五百里，是等于割掉我国的一半了。这样就只不过有万乘的称号，而连千乘之用都没有了，不行，臣认为不能给地。我请求镇守东边的土地。”
昭常退出。景鲤入见齐王，王问：“齐使者来取东地五百里，你看怎么办呢？”
景鲤说：“不能给他们。不过，楚也难以独自守住它。大王身为至尊，金口玉言，答应将地给万乘之强齐，如果不给，天下人会说不义。可是楚又无力独守，臣请求西去求救于秦。”
景鲤出，慎子入。楚王把三位大夫的主张都讲给慎子，说：“子良对我说，不能不献东地，可以先献，后以武力夺回。昭说，不能献地于齐，他请求镇守东地。景鲤说，不能给齐地，但楚无力自守，应求救于秦。你看我用谁的办法呢？”
慎子答：“大王都可以采用。”
楚王不高兴地说：“你真是奇怪，都可以采用是什么意思？”
慎子说：“我并不开玩笑，而是从他们的说法受到启发。你等我说完，就会知道此三计并行是可以的。大王您可以让上柱国子良带车五十乘向齐献地五百里。第二天，派昭常去东地守，第三日，再派景鲤带五十乘战车去向秦求救。”
楚王按着他的三计并行之策，派子良到了齐国去献地，暗中吩咐昭常坚守东地。
齐王高高兴兴地派人去接受东地，昭常站在城墙上对来者说：“我奉命守东地，同东地共死生，我这五尺男儿，年龄六十，以及三十多万的楚国士卒，虽然武器装备不好，但愿为守东地而献身。”
使者回报齐王，齐王对子良说：“大夫您亲自来献地，可是昭常又镇守在那儿不走，这是怎么回事？”
子良按照楚王教给他的话回答说：“臣亲身受楚君的命令，昭常是假传王命的，请大王进攻东地讨伐昭常吧！”
于是齐王大举兴兵去讨伐昭常，可是还没有到楚国的疆界，秦国的五十万兵就到了齐的边界。秦帅右壤说：“齐阻止楚太子归国，这是不仁；又要攻夺楚国的土地五百里，这是不义。如果退兵那就罢了，不然，我们也就不客气了。”
齐王听了大为惊恐，就放子良归楚，又向秦派出使者求和，以解除齐的危难。
这件事情看上去好象是楚国言而无信，但是与其未动一兵一卒，东地仍归属楚国的战果相比，还是值得的。而且因为齐王无理贪求在先，强迫楚国立下城下之盟，因此楚国并没有背上“背信弃义”之名。
是信用也是道具
人以诚立，为人必须诚实守信，但这是指对信得过的朋友。但是在敌我对立的特殊情境中，对待信用却要灵活。在特定情况下，信用是做给人看的，是一件道具而已，用来显示自己的魅力，或者达到特定目的工具。如果在残酷的斗争中遵守不应遵守的诺言，就是因信而自缚。
东汉末年太史慈在郡里担任属官，正巧郡里和州里发生争执，是非难辨，于是分别上奏章分辨。谁的奏章先到达京城洛阳，谁就能占上风。
当时州里的奏章已派人送出，郡里的官员怕自己落在后头，选中太史慈去追赶州里送奏章的人了。他昼夜兼程赶到了洛阳，马上来到专门接待臣民上书的公车衙门，送了奏章。
这时州里派出的官员刚到，正在求守门的官吏为自己通报。太史慈问他：“你想通报上奏章吧？”州里来的官员说：“是的。”太史慈问他：“你的奏章在哪里？题头落款是不是写错了？”
州里的官员说：“你得答应不能弄坏了。”太史慈答应了，于是就把那官员拿的奏章拿过来看。奏章刚一到手，太史慈就把它撕了。
州里来的官员大叫起来，拉住太史慈不放。太史慈对他说，“你要不把奏章给我，我也没有机会把它撕了，是祸是福，咱俩都一样承受，反正也不能让我独自蒙受罪责，与其这样，不如咱俩都悄悄离开这儿。你回去就说奏章已经送到，反正也不会有人知道。”
于是太史慈与州里的官员一起悄悄地回来了。郡里送的奏章终于被批准，州里认为自己的奏章没有起到作用，也就没有追究。
信用和诺言最难经受考验的地方就是外交领域。白纸黑字的外交公文和友好邦交的外交辞令在这里用得最多最勤快，但是在背后往往都是外交时机和国家利益的表现。在外交中，谁能得出来英国外交家德斯累利的话：“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不必守信还有一种情况是情况紧急，必然要靠信义为引子达到目标，而信守承诺又难以达到的时候
宋朝陶鲁字自强，二十岁时，因为父亲陶成在战争中牺牲，被录用为广东新会县丞。有一次，都御史韩雍下令，要犒劳军队，需要一百头牛，限三天内备办出来。令出如山，众同僚都不敢应承，陶鲁越过同僚承担了这项任务。
三司和同僚们责备他胡来，陶鲁说：“我决不以这件事来连累你们。”
于是在城门上张贴布告说：“交一头牛酬谢五十两银子。”有一个人牵了一头牛来了，陶鲁马上给他五十两银子。
第二天，人们争先恐后地牵牛来，陶鲁选取其中一百头肥壮的，按平价给了主人钱，说：“收牛这是韩公的命令，我没有权利多给你们钱啊。”他接期向韩公进献了一百头牛，韩公十分赞赏他，让他随自己担任后勤官员。
古今中外，有很多人拿信用来说事。信用最普遍使用的是爱情领域。但是古今中外，多少悲剧就是由于诺言问题而产生的呀。
实际上，尾生抱柱并不是信用的例证，而是爱情的见证。要是换了别人，尾生肯定不会那么迂，他想做的不过是为爱情坚守一回而已，跟信用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所以信用是一件道具，是用来作事的。如果不懂得这一点，而把信用视为一种高贵品德，那就大错特错了。
如果觉得《中华智谋：立信背信》对你有帮助，请点赞、收藏，并留下你的观点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