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志和情志病

情志，是机体对外界环境刺激的不同情绪反应。其中有代表性的七种正常情志活动喜、怒、忧、思、悲、惊、恐称为“七情”，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有两重性，既能有利于人，也能有害于人。同样，人的情绪、情感的变化，亦有利有弊。如《养性延命录》所说：“喜怒无常，过之为害。”《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则将喜、怒、忧、思、悲、恐、惊正式列为致病内因。

引证解释

感情志趣。

《古诗十九首·东城高且长》：“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

《隋书·文学传序》：“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於下，下所以达情志於上。”

明 方孝孺 《学士亭记》：“安能舒畅其心神，流浃其情志乎！”

明 李东阳 《书陈大参六嬉图诗卷后》：“且今所谓嬉者，不过载酒濯缨，振衣长啸，采芝放鹤以陶写情志，宣导沉郁，而不出乎名教之外。”

李广田 《论文学教育》：“既可以启发我们的想象，又可以发扬我们的情志。

“情志”剖析情志在正常情况下

七情活动对机体生理功能起着协调作用，不会致病。七情六欲，人皆有之，情志活动属于人类正常生理现象，是对外界刺激和体内刺激的保护性反应，有益于身心健康。

人的心理活动，中医学将其统称为情志，它是人在接触和认识客观事物时，人体本能的综合反映。合理的心理保健是人体健康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人生中有重要价值，自古以来就被人类所注目。

早在春秋战国乃至更早以前，诸子百家就有较精辟的论述。其中《管子》中的《内业》篇，是最早论述心理卫生的专篇。内，就是内心；业，就是术业。内业者：养心之术也。

《管子》将善心、定心、全心、大心等作为最理想的心理状态，以这些作为内心修养的标准。

情志具体地讲是三点

一是正静，即形体要正，心神要静，如能这样，就有益于身心；二是平正，也就是和平中正的意思，平正的对立面，就是“喜怒忧患”；三是守一，就是说要专心致志，不受万事万物干扰则能心身安乐。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黄帝内经》，其心理保健思想要比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文集》丰富得多，成熟得多。综观《内经》，无论是对身心疾病的社会心理致病因素，发病机制的认识，还是对身心疾病的诊断和防治，都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并已形成一定完整的理论体系。

如：在形神关系方面，《内经》已认识到，形生神而寓神，神能驾御形体，形神统一，才能身心健康，尽享天年，要求人们做到自我控制精神，抵制或摆脱社会不良风气的干扰。

情志对于心理与生理之间的密切关系

对于个性心理特征的种种分类，对于心理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中的地位，对于心理治疗的意义，对于调神摄生的心理卫生等等，《内经》均作了原则性的总结，提出了很多颇有价值的见解，是我们研究情志保健的宝贵资料。

情志古代各家学说

汉代名医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畅言养生的重要性，同时责怪和痛斥时医、时人无视养生，是“举世昏迷”，“不惜其命”，只知“竟逐荣势，企踵权豪”，“维名利是务”，实在是“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劝导世人要重生命，固根本，可谓“晓之以理，动之以理”。可见，关于情志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仲景当时已比《内经》作者有更深刻的认识。

三国时名医华佗，不畏杀身之祸，以激怒疗法治愈太守笃病的事迹，见于《后汉书》的记载而广为人知。他还“晓养性之术”，重视心理卫生。

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其所著《千金要方》中，专有“养性”之论，不仅整理了唐以前有关调神养心方面的论述，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如在“道林养生”中的十二少、十二多，皆是对情志保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宋代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认为七情的刺激是三大类致病因素中的一大类，非常突出地强调了心理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金元四大家之一张子和在其所著《儒门事亲》中，极为重视心理治疗，对于《内经》的“以情胜情”疗法，进行了深刻的研究，还创造了“习以平之”等意疗方法。

明、清时期，心理保健学说有了新的开拓和特点，如《摄生集览》中提出“养神为首”，即虽然保养之法可数以万计，但养神是第一位的。在睡眠与精神的关系方面认为，指出不寐与情志有关，倡导“入寐之法，首在清心”。在《遵生八笺》中还提倡鉴赏书画、文房四宝、各种花卉及游览、登高等活动，以陶冶精神，实为当今旅游、登山以健心身观点的理论之源，至今仍给我们以方法论启迪。

情志近年来

中医学中的心理保健思想正在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世界卫生组织给健康下的定义是：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而且是“个体在身体上、精神上、社会上完好的状态”。由于“人类已进入情绪负重的非常时代”，当代社会由精神因素引起的心身疾患已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多发病和流行病。从疾病谱系中的各种改变可充分说明精神致病的广泛性，心脑血管疾病和恶性肿瘤已经构成对人民健康和生命的主要威胁，而这些病的产生与社会心理因素有着密切关系。因此，情志保健必须重视，不可等闲视之。

情志病

情志病是指因七情而致的脏腑阴阳气血失调的一种疾病，包括癫狂、百合病、脏躁、郁证、不寐等。如不及时诊治，常可罹患其他疾病。

定义

情志病，病名首见于明·张介宾《类经》，系指发病与情志刺激有关，具有情志异常表现的病症。情志病包括：⑴因情志刺激而发的病证，如郁证、癫、狂等；⑵因情志刺激而诱发的病证，如胸痹、真心痛、眩晕（高血压病）等身心疾病；⑶其他原因所致但具有情志异常表现的病证，如消渴、恶性肿瘤、慢性肝胆疾病等，大都有异常的情志表现，并且其病情也随其情绪变化而有相应的变化。

现代研究证实，几乎所有的疾病都与社会心理因素关，其中就有精神因素。颜德馨教授尊古训、师前贤，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不断发挥，治疗情志多从痰瘀郁论治，效果显著，现整理如下。

情志病源

立论多宗 痰 瘀 郁

祖国医学认为情志病是情志刺激即七情内伤而成。如过于强烈的精神刺激成持久的不良因素超过了人体的调节的范围，就会造成气机逆乱，气血失调，成为疾病。痰、瘀、郁是脏腑内伤而造成的病理结果。颜师认为，痰即人身之津液，痰的产生，首先责在正气不足，脏腑功能失调，其中以肺、肾、脾最关重要。若一脏失调，则可相互影响，导致水液潴留。情志因素亦然，所求不遂，情志抑郁，暴怒气逆，影响气机升降出入，致使津液潴留，凝聚于所虚之处，内伏于脏腑经络、隐僻空隙之间，溢于肌肤筋骨，皮裹膜外，上逆于头脑巅顶，下注足胫，无处不到，日积月累，遂成顽疾怪症及种种情志变化。所以气滞、气虚和寒热失常，均是形成痰的重要因素。

瘀血是指瘀积不行，污秽不洁和已离经脉的血液，以及久病影响到经络时所出现的病变。瘀血是外伤，出血、气虚、气滞、寒凝、热郁等导致的病理结果，又是引起许多疾病的致病因素。《素问·调经论》说：“五脏之道皆出于经隧，以行血气，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七情五志失调可以造成瘀血内阻，情志不遂则气机郁滞，气滞则血亦滞，故能致瘀。正如《灵枢·百病始生篇》所说：“若内伤于忧怒，则气上逆，气上逆则六输不通，温气不行，凝血蕴裹而不散，津液涩滞著而不去。”正说明情志不调，气机不舒，初病气分，延久及血，血凝成瘀。

颜师常谓百病无不由于气者，气机阻滞则成郁。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之郁，包括外邪、情志等因素所致的郁，狭义之郁是专指以情志不畅为病因。以气机郁滞为病变的郁，即情志之郁。情志因素是郁证的致病原因，但情志因素是否造成郁证，除以精神刺激的强度及持续时间的久暂有关外，也与机体本身的状况有密切的关系。《杂病源流犀烛·诸变源流》说：“诸郁，脏气病也，其原本于思虑过深，更兼脏气弱，致六郁之病生焉”。郁证的病因是情志内伤，病理变化与心肝脾有密切关系，郁证初病体实，病变以气滞为主，常兼血瘀、化火、痰结、食滞多属实证，经久愈则由实转虚，随其影响的脏腑及损耗气血阴阳的不同，而形成心脾肝肾亏虚的不同病变，患者大多有忧愁、焦虑、悲哀、恐惧等情志内伤的病史，其发生主要为肝失疏泄、脾失健运、心失所养。

痰、瘀、郁之间相互交杂，互为因果。颜师认为痰与瘀血关系最为密切。凡体内任何组织在病理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非正常体液统称为痰，其乃生化之本。张景岳说：“痰即人身之津液，无非水谷之所化，此痰亦既化之物，而非不化之属也。但化得其正，则形体强，荣卫充，而痰涎本皆血气，若化失其正，则脏腑病、津液败，而血气皆痰涎”。故素有痰瘀同源之说，怪病多痰，怪病多瘀也常为指导临床辨证论治的法则。痰与郁的关系也颇密切。《直指方》云：“气结则生痰，痰盛则气愈结。”郁证是由于情志抑郁，气机郁滞所引起疾病的总称。凡因情志不舒，气郁不伸而致血滞、痰结、食积、火郁乃致脏腑不和等引起种种痰病均属之，其范围非常之广。王安道说：“凡病之起，多由于郁，郁者，滞而不通之义。”朱丹溪创立六郁学说，试观六郁中的血郁与血瘀在病机上是相同的，只是在病名上略有区分而已。痰瘀郁均可以用气来贯通，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气滞可成痰。又因气为血师，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气虚则血少，气止血亦停。另外郁病虽多，皆因气不周流而成，故气滞又可成郁。颜师独具慧眼，从此三者论治情志病，常应手而效。

情志病位

重在心肝兼胆腑

《内经》云：“心为君主之宫，主明则下安”。情志病的病位，首先在心。在生理情况下，心神正常，五脏六腑就能在心神的主导之下协调进行活动，心神不仅主导脏腑的生理活动、也主导人的意识、思维、情感、行为等精神活动，如病理因素扰及心神，影响了心神行使主导精神活动的机能，就会出现各种神志异常的症状，若神不守舍出现失眠多梦、夜游等症，若心神不安出现心烦懊侬，情感多变，若心神惑乱可出现精神恍惚、神绪不宁、易惊、悲忧喜哭、喜怒无常，时时欠伸，甚则痴呆或神昏，或癫或狂。但五脏相关常见病本于他脏而间接影响心神。故《内经》“五神藏”之说，即所谓“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脾藏意”、“肾藏志”，神、魂、魄、意、志都属于精神活动的范畴，所以，五脏有病，都可以出现神志症状。颜师除了以“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而总称魂魄，兼赅意志，为主体思想外，十分注重于肝胆。因肝为刚脏，体阴而用阳，易动而难静，且喜条达，恶抑郁。若情志不畅，肝木失其条达之性，肝气自郁于本经，可见胁肋胀痛或窜痛，胸闷不舒，或咽部有阻塞感，上冲于心可有热厥心痛，上冲于肺，肺气不得下降，可有气喘不平、呛咳、乘脾可有脘腹胀痛、乘胃、胃失和降可有脘痛呕酸，而且气有馀便是火，素为肝郁之体，可有实火，症见目赤颧红，痉厥狂躁，淋闭疮疡，善饥烦渴，脉弦劲有力。郁火症见寒热往来，乳房结核，颈生瘰，脉郁结不扬。若素为阴虚之体又可见颧红骨蒸，不寐烦躁，头面烘热，脉弦细数，重按无力的虚火之症，火旺又能生风，初起上犯巅顶，可见头目晕眩、耳鸣、旁走四肢经络可见肢体麻木等。证状纷繁，不一而足。胆又称奇恒之府，与肝相表裹，其位居中中枢而职司疏泄，疏泄功能主要是调畅气机，胆主少阳，少阳为枢、气机的升降出入都须通过为枢之少阳才能完成，故胆具有通达上下，在乎中和而生化万物的功能，宫居中正主裁决断，胆在人体思维活动中心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人的思维活动是通过精、神、魂、魄、意、志、思、智、虑等各个环节来完成，而以心为主导，其中肝主谋虑，司疏泄有较大影响，但还要通过秉刚果之气，直而不疑之胆进行控制和调节，故有“胆主决断”之说。因足少阳胆经多气少血，故胆腑病变多在气分，临床上一般将胆病每见痰液交结之症，胆实热证的表现有胸胁胀痛，心烦懊侬，狂躁少寐，口苦咽干、头痛、目赤目黄。胆气虚寒证表现有善畏易惊，入夜难眠，眩晕目花，关节酸痛等。在临床上，情志病但见一脏之证者鲜有之，所以，在辨证论治中抓住“心肝”为中心环节外，但对胆，这一较为特殊的脏，也不应忽视，这样才能纷杂的诸多症状中，辨明病位，更好地运用治法。

疾病治法

调气活血养心神

颜师对“百病皆生于气”、“气为百病之长”之说颇为赞赏。认为“气”之与病密切攸关，因五脏六腑，非气不生，神静则宁，情动则乱，气虚、气实、气滞等均可导致疾病，气滞而致血瘀乃是郁证的病机，故平衡气之升降出入，调畅气机是治疗情志病的主要治则，根据《内经》“木郁者达之”原则，先顺其条达之性，开其郁遏之气，非养营血而健脾土，以柴胡疏肝解郁，归、芍和营补血养肝，茯苓、白术、炙草健脾补中，再加薄荷以增解郁之功，若气郁化火，再宗经旨：“火郁者发之”加丹皮、山栀以发散之。情志病变，罹肝传脾，也可直接罹肺为害。《内经》曰：“诸气愤郁，皆属于肺”。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七情内伤，脾胃运化失常，酿成痰湿，如见肝胆郁热而痰气内伤、心气不足而心神浮越，颜师撷《伤寒论》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以疏解肝胆郁热，益气养心敛神。若取化瘀法效欠佳时，改用本方常有较为满意的疗效。方中有柴胡、黄苓、桂枝、茯苓、半夏、大黄、铅丹、姜枣、龙骨、牡蛎、人参等12味药物组成。其中柴、苓、大黄解肝胆郁热，参枣、龙牡、铅丹益气、敛神、镇惊，桂枝、半夏、生姜化痰利湿。因铅丹有毒，且对肠胃道有刺激，常以镇逆气、除痰涎，通躁结生代赭石代之，临床上凡属肝胆郁热，痰气内扰之情志病，包括不寐、脏躁、痛证、癫狂，及老年性痴呆，脑动脉硬化，只要辨证准确，常能收到很好的效果。此外见痰内扰，神不守舍，可清心祛痰。“血百病之胎”，是指百病与“血”有关。《医学准绳》指出：“百病由污血者多”情志病日久，必有瘀血阻滞，这也就是颜师“久病必有瘀”之观点。治法上提出活血化瘀。正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云：“谨守病机，疏其血气，令其条达而致和平”。活血化瘀能整气血平衡以俾阴阳之通。王清任说：“治病之要诀，在明白气血”。颜师在情志病的运用中常用疏肝化瘀或清热化瘀之法，血府逐瘀汤为代表方。疏肝理气，加桔梗使气机上升，牛膝导血瘀下泄，，适合于一切气滞血瘀造成的痛证，尤对肝郁日久，经疏肝法无效者投之每能奏功。如因情志不畅，肝失疏泄，久之凝滞脑气，神明受忧而出现烦扰不安，夜不能寐，甚至彻底夜不寐可服之，如因瘀而成癫狂者，出现语无伦次，不避亲疏，神志失，行气祛瘀醒神，泄热逐痰宁心。古时有以桃花治愈癫狂的记载，因桃花利宿水痰饮积滞，治风狂。

《内经》云：“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故悲哀愁扰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七情所伤，虽分五脏，但必归于心，各种情志刺激，在影响本脏的同时，都会影响心的功能。所以，养心安神之法也常用，柏子养心汤、归脾汤是代表方。两方均有枣仁、柏子仁、合欢花等养心之品以宁神定志。颜师常喜黄连一味苦寒入心，屡试屡验，如因脏液枯燥而发为脏躁者，养心液，安心神。此外情志病的调摄也很重要。颜师常谓，此病全在病者移情易性，疾病痊愈虽离不开药物的作用，但怡悦心志，开怀静养的精神调摄更是康复的关键。正如叶天士所云：“用药乃片时之效，欲得久安，以怡悦心志为要旨耳”。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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