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邪”溯源
寒邪理论是中医病因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涵盖了寒邪作为致病因素所引发病症、发病机理、治则治法及预防、养生等方面的内容，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祖国医学对寒邪理论的认识源远流长，现根据中医古籍中的内容，简要阐述历代医家对寒邪理论的认识。
一、战国至秦汉时期
1、《五十二病方》
《五十二病方》是现存我国最早的医学方书，其中既有致病因素之意，又包含病症概念，如“以欧（驱）寒气”，“欧”为“驱”的古字，“驱”者，驱逐、赶走之意，可见此处的“寒气”为病邪之意。作为病症概念则有“病寒”、“振寒”、“洒洒病寒”等词。
2、《内经》
《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被历代医家奉为圭臬。其中病因方面有，“北方生寒”，“开阖不得，寒气从之，乃生大偻”，“岁水太过，寒气流行”，“岁火不及，寒乃大行”，“寒水受邪，肾病生焉”，“因于寒，欲如运枢，起居如惊，神气乃浮”等；病机方面有，“寒胜则浮”，“寒气入经而稽迟，泣而不行，客于脉外，则血少，客于脉中则气不通，故卒然而痛”等。症状信息有，“数栗而寒，寒则厥”，“故洒洒振寒也”，“泝泝然寒栗”，“阴气有余为多汗身寒”等论述。病名方面主要内容有，“言热末已，寒病复始”，“长夏善病洞泄寒中”，“是故寒热病者以平旦死”等论述。病症方面指出：49 条病症其发病原因与寒邪有关，如疼痛、积聚、寒疝等。治则方面提出：“寒者热之”，“寒淫于内，治以甘热，佐以苦辛”等。
《内经》对寒邪的认识，从病邪性质看，为阴邪；从季节角度看，为冬季主气；从地域观点看，寒属北方地域性气候；从病因病机看，寒气太过会遏制或损伤阳气，阻碍气血运行，并进一步产生临床之相应证候；从症状方面看，寒邪可导致恶寒、疼痛、排泄物清稀等特点；治则方面提出“寒者热之”总则和“甘热”之具体方法。
3、 《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为着名中医典籍之一，成书于东汉年间。张仲景对寒邪理论的认识是与《内经》一脉相承并有所发扬。体现在：①病因方面。突出寒邪的重要地位，指出“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在《内经》“寒伤血”、“寒伤荣”的基础上提出“极寒伤经”。可见其认识到气候的寒冷对人体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威胁性。此外在《伤寒论》中太阳病篇占全书篇章几近三分之一，详述了由外感风寒所引发的太阳中风表虚证、太阳伤寒表实证、以及表郁轻证三种证型，反映了其主导学术思想是详于寒而略于温的。与《内经》不同的是，仲景首次提出了医源性寒邪，即失治、误治而伤及阳气导致的阳虚阴盛，寒从内生之症，如“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冲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壮，与桂枝加桂汤，更加桂二两也。”②病机方面。认为寒邪之所以伤人，是由于阳气虚的缘故，如其引《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民避寒邪，君子固密”而提出“冬季严寒，万类固藏，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引《素问·生气通天论》：“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提出寒邪伤人的时间规律为“寒伤于暮”。引《素问·生气通天论》“冬伤于寒，春必温病”，提出“冬时严寒……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为温病，至夏为暑病”，使伏邪理论较《内经》更为具体，成为后世论温病“伏邪”的理论依据。③治则方药方面。张仲景提出寒邪为病的治疗方法主要为驱散寒气、扶助阳气，由于其是以证论治，故较《内经》“寒者热之”之总则更为具体，归纳其治法主要有“发表散寒”，“温脾散寒”，“温胃散寒”，“温肺散寒”，“温心散寒”，“暖肝散寒”，“温肾散寒”，“攻下寒结”，“涌吐寒实”等温阳祛寒方法，相应的提出麻黄汤类、桂枝汤类、理中汤类、吴茱萸汤、四逆汤类、大黄附子汤等方。综上所述，《五十二病方》反映了战国至秦汉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气温低下会损伤人体，说明已经认识到寒邪作为一种致病因素，而且对寒邪引发病症已经形成初步认识。《内经》奠定了寒邪理论的基础，仲景在寒邪理论方面的认识均渊于《内经》，但其在病理、症状、治则及方药方面的研究都较《内经》具体，至今仍为临床沿用。
二、魏晋隋唐时期
魏晋南北朝历隋唐至五代，前后历经七百余年，医籍颇多，但对寒邪理论形成与发展影响较大的主要有隋代巢元方编撰的《诸病源候论》《诸病源候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述病源和证候的书，在病因学方面，《诸病源候论》认为寒邪致病广泛，体现于其对诸多寒邪引发症候的描述，如腰背痛候、冷气候、咳嗽候、寒淋候、心痛病诸候、腹痛病诸候、心腹痛病诸候、冷痢候、积聚病诸侯、寒疝候、寒辟候、痈候、疽候、冷疮候、阴臭候、无子候、牙齿痛候等，皆为寒邪所致，散见于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病理方面，他认为寒邪侵袭人体之所以发病，脏气虚是根本原因，如“寒淋者……由肾气虚弱，下焦受于冷气”；“腹痛者，由脏腑虚，寒冷之气，客于肠胃、募原之间……”；“冷痢者，由肠胃虚弱，受于寒气，肠虚则泄”等。症状方面，《诸病源候论》对寒邪所致疾病症状的描述较《内经》更为具体，如对寒湿腰痛的认识，除了《内经》所述的“腰椎痛”之外，尚有“身重腰冷，腹重如带五千钱，如坐水中，形状如水，不渴，小便自利”等，此类描述在咳嗽候、心腹痛候、积聚候等均有体现。《诸病源候论》的特色之处在于对各病候不列治疗方药，只列导引法和养生法，如对脏气虚弱、寒气所侵导致的宿食不消候，主张“闭口微息，正坐象王气，张鼻取气，逼至脐下，小口微出气十二通，以除结聚，低头不息十二通，以消饮食，令身轻强，行之，冬月不寒。”此外，巢氏首度提出“时行寒疫”，他认为“从春分以后至秋分节前，天有暴寒者，皆为时行寒疫”，可见其已认识到“非其时，而有其气”会引发流行病、传染病。由于《诸病源候论》是一部专论病源和证候的典籍，故其对寒邪作为病因引发病症的临床表现及发病机理有大量论述，不胜枚举，其论述拓展了寒邪发病学方面的研究。
三、金元时期
金元医学，是中医学术发展史上成绩卓着，影响深远的一个医学时代，这一时期医家辈出，而最具影响的当首推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朱丹溪，故对其部分论着进行研究。
1、 《素问玄机原病式》《黄帝素问宣明论方》刘完素是金元四大家之首，寒凉派的代表人物，《素问玄机原病式》及《黄帝素问宣明论方》是其代表性着作。在病因方面，刘完素虽以“火热”立论为着，但其仍重视寒邪发病，在《宣明论方·诸证门》62 条病证中，竟有21 条明确指出是由于外感或内生寒邪所为，如“飧泄证”、“厥疝证”、“结阴证”、“痹气证”、“骨痹证”、“涌水证”、“心疝证”等皆为寒邪所生。病机方面，刘氏推崇“六气皆从火化”的观点，认为寒伤皮毛，则腠理闭密，阳气怫郁，不能畅通而发热；内伤冷物则肠胃阳气郁而化热，亦所谓“寒郁化热”。如“盖寒伤皮毛，则腠理闭密，阳气怫郁，不能通畅，则为热也，故伤寒身表热也，热在表也……凡内伤冷物者，或即阴胜阳，而为病寒者；或寒热相击，而致肠胃阳气怫郁而为热者”。对于肾虚所致的寒从内生之症的机理，刘氏认为是右肾火气虚之故，如“左肾属水……右肾属火，逛花园三焦，兴衰之道由于此。”诊断方面，刘氏依据《内经》“亢害承制”理论，主张在诊断疾病方面，要辨别假象，如“坚痞腹满急痛，寒主拘缩，故急痛也。寒极则血脉凝沍，
而反皆土化制之，故坚痞而腹满也。”指出“坚痞腹满”之症状，乃土化制其水的缘故，故临床上要明病之标本者。用药方面，刘氏虽以善治火热着称，但用药上并不拘泥于寒凉，如“人体虚实有别，病之变化无穷，寒热温凉攻补之法，贵在变通，当因病调制，不可偏执”，可反映其用药思想。秦玉龙对其《宣明论方》所载352 方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全部用温热药物者为49 方；绝大部分为温热药物，稍佐1、2 味寒凉药物者为71 方，寒热药物并用，但总体属温者为41 方。以上总计161 方。”反映了其重视寒邪为病，且善用温补之法。
2、 《儒门事亲》张从正为金元四大家之一，在医学理论上有很多创见，对后世有很大影响，是攻邪派的开山。张从正强调病因多为外邪伤正，主张攻邪以扶正。如《儒门事亲·卷七（寒形）》所载案例：“北人卫德性，因之析津，冬日饮寒则冷，病腰常直，不能屈伸，两足沉重，难以行步，途中以床舁递，程程问医，皆云肾虚，以苁蓉、巴戟、附子、鹿茸皆用之，大便反秘，潮热上调，将经岁矣。”针对滥用温补之时弊，张氏主张用咸软之法下之，他认为“太阳为寒所遏，血坠下滞腰间也，必有积血，非肾也。”类似此观点在“食疟”、“寒疝”、“冻疮”、“妇人寒门”中皆有论之，丰富了寒邪为病的治则治法。
3、 《内外伤辨惑论》
李东垣是中医“脾胃学说”的创始人，他强调脾胃在人体的重要作用，故他的学说也被称作“补土派”。诊断方面，东垣针对时弊，指出饮食失节、劳役形负之病及内伤饮食导致的内寒与外伤寒邪之症状不同，若不细辨之，反泻其表，则“枉死者其胜言哉”，明确指出外感寒邪之症状为“其恶寒也虽重衣下幕，逼近烈火，终不能御其寒”，“手背热而手心不热”，“鼻气不利，声重浊不清利”。而内伤饮食之寒象为“但避风寒及温暖处，或添衣盖，温养其皮肤，所恶风寒便不见矣”，“手心热，手背不热”，“鼻中清涕或有或无”。其论对外感寒邪的鉴别诊断有所裨益。治疗方面，李氏对寒邪伤人治法上颇为灵活，善于运用“治寒以热，凉而行之”反治之法，如大寒所伤导致的足胫肿，乃寒胜则浮，不可火灸汤浴，否则必脱毛见骨，“须先以新汲水浴之”；大寒在外，热郁于中，耗伤元气，当“和以凉药”。
4、 《格致余论》
朱丹溪倡导滋阴学说，对祖国医学贡献卓着。朱氏认为感寒途径为“身犯寒气，口食寒物”，引“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认为寒邪为病则“属内伤者，十居八九”，故而在治法上提出用补中益气汤随证加减。另外朱氏对寒邪引发痛风一证颇有见解，他认为痛风的发病机理血热是根本，而受寒次之，热血得寒，而污浊凝涩，此观点与外受寒邪有所不同，如“彼痛风者，大率因血受热，已自沸腾，其后或涉水，或立湿地，或偏取凉，或卧当地，寒凉外搏，热血得寒，污浊凝涩，所以作痛，夜则痛甚，行于阴也”。总之，以刘完素、张从正、朱丹溪为主的河间学派与李东垣为首的易水学派的共同特点是补偏救弊，结合各自的学术特点与临床经验从不同侧面论述了寒邪伤人后的发病机理、治则治法及方药，使得寒邪理论体系得到了较大发展和创新。
四、明清时期
温补学派崛起的背景是在元末明初之际，由于河间、子和、丹溪学术广为流传，部分医家秉承遗风，滥用寒凉、滋阴药物，久之则攻伐人体阳气，形成时弊，而以张介宾为首的温补学派则重视人体阳气，以善用温补法着称于世。至清末，温病学说逐渐兴起并逐渐发展至鼎盛，其用药多喜寒凉，形成新的流弊，郑钦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反对寒凉，力倡注重扶助和保护人体阳气，善用附子而着称于世，后人称之为“火神派”。故对此二家之论着进行研究。
1、 《景岳全书》
张景岳是明代温补学派中最为着名的医家之一，他受薛己重阳思想的影响而长于温补，在病因方面，指出寒邪为病有外感与内生之分，外感则常见于“风寒以伤形”，“生冷以伤脏”；内生则常见于“劳欲以败阳”，“禀赋气弱”。辨证方面，《内经》虽有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之内容，但作为辨证纲领的确立和完善则首推张景岳，他以寒为纲领，指出寒邪为病其症状有表里、上下之分，在表者则“憎寒，为身冷，为浮肿，为容颜青惨，为四肢寒厥”；在里者则“冷咽肠鸣，为恶心呕吐，为心腹疼痛，为恶寒喜热”；在上者则“吞酸，为膈噎，为饮食不化，为嗳腐胀哕”；在下者则“清浊不分，为溏痛泄，为阳痿，为遗尿，为膝寒足冷”。他重视寒热真假诊断，提出以冷水试探假寒、假热证的独到见解，指出：“假热者必不喜水，即有喜者，或服后见呕”，“假寒者必多喜水，或服后反快而无所逆者”。体质方面，他认为寒性体质对寒邪有易感性，如“阴脏者，一犯寒凉，则脾肾必伤，此其阳之不足也”。治疗方面，张景岳长于温补，如对寒邪伤于体弱者，反对“伤寒无补”一说，提出补中之法，如“夫伤寒之邪，本皆自外而入……亦总由主气之有强弱耳……主弱者，虽轻必重，以中虚不能自固也……补以治虚……”。同时，张景岳注重阴阳互济，其扶阳不忘养阴，如其用右归丸治疗肾阳不足所致的神疲气怯、畏寒肢冷一证，方中既有熟地、山药、山萸、枸杞滋补肾阴，又有附子、肉桂温阳化气，共奏温补肾阳之功，体现了其善于温补之特性。
2、 《郑钦安全书》
清末着名伤寒学家郑钦安以治病立法，重在扶阳；处方用药，善使姜附，为四川火神学派（扶阳学派）的始祖。病因方面，郑氏认为寒邪伤人，四季皆可见，不必拘泥于冬日，“只要见得是太阳经证的面目，即是伤寒也”，体现了“因发知受”的观点。另外，郑氏首创以图示例来表达寒邪外入与内生，见图1。
他认为寒邪外入，如“盗贼之入墙垣也，看其何处空虚有隙，便得而称之”，若从阳经入内，则必化热伤阴，治以人参白虎、小柴胡之类以存阴，深重者用大、小承气汤之类以救阴；若从阴经入内，则阴寒混合必伤阳，治以大、小建中以扶阳，深重者以四逆、白通之类以回阳。对于寒邪内生，郑氏认为由于正气不足而导致的，他以“一圈白色，喻人身一团正气。正气旺者，外寒不入，内寒不生。夫内寒之生，由于内之正气不足，正气不足一分，身内之阴寒便生一分。”其根据导致正气不足之途径分而论治，如由于“用心过度者损心阳，宜桂枝汤；饮食不慎者损脾阳，宜建中、理中汤。”相比金元时期的医学流派，温补学派及火神学派更为注重阳气在机体中的作用，认为阳气充足是抵抗寒邪侵袭的基础，若阳气不足会导致寒邪内生，而产生虚寒之症，故在治疗上偏重于甘温之剂。明清温补学派对阳气的重视，可谓是寒邪伤阳学术观点的充分发展和体现。
综上所述，历代医家对寒邪理论的认识，均渊于《黄帝内经》，在此基础上结合各自的学说特点进行阐述，其共同之处在于均认为寒邪发病机理与寒邪的致病特点有关，多损伤人体阳气，易致凝滞，郁久易化热，多以寒象为临床特点。不同之处在于，诸医家研究角度不同，或从病源病候角度论述寒邪发病的机理，或从症状上描述寒邪发病的临床特点，或从寒邪入里易化热阐述寒郁化热的机理，或在治则治法上有所创新，或注重内生寒邪的发病机理及治疗。使寒邪理论从病因、证治及方药趋于完善，终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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