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观新闻：，您的身份由从市人大代表转为全国政协委员。当政协委员，控烟仍然是您关注的重点问题。
冯丹龙：几年来，公共场所禁烟无论从人们的理念，还是立法上，都有所提升和推动。但说实话，虽然有初步成效，但效果并不理想。不当代表做委员了，这个问题还得提。
我记得当全国政协委员后的第一年，拿出一份有关控烟的提案，让其他委员签名附议。还是有委员说，“这个问题还是不提为好”。可想而知，控烟这个问题，无论从观念还是习惯，阻力一直存在。
上观新闻：这仍然是个得罪人的差事。
冯丹龙：只要它的理念和方向是正确的，有的事情就需要不懈坚持去推动。从懂事起，“参政议政”这个词，我就时常听到。从第一届政协到现在，算上父系、母系一大家子，到我这里已经是第十个全国政协委员了。
在控烟问题上，我的家庭是有传承的。我的爷爷曾经烟瘾很大，但他为了训练一支有素养的军队，在西北军中发布“戒烟令”，并立下规矩：谁要是吸烟，就把烟头吃了。爷爷违反规矩，有一次也跟着受罚。我的奶奶李德全是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长，一直倡导控烟。她的方式很温和，经常买一把糖，开会时发给大家，叫大家吃糖不要抽烟。有时还把糖果发到抽烟的外宾手里，外宾不知所以然，翻译一说，宾主哈哈一笑，无意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冯丹龙在人民大会堂前拍照留影。
上观新闻：这几年，时机有没有来？
冯丹龙：有。12月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文，专门就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作出规定，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也表明中央最高层把人民健康权益放在第一位的决心，影响深远。
当全国政协委员后，调研不受地域限制。同时，我一直在中国控烟协会任常务理事。每年，协会列出一张单子，我们就像“领孩子”一样，先领回家，自己再把它“养大”，通过调研加以完善。
上观新闻：去年全国两会，您的9份提案，6份与控烟有关。
冯丹龙：其实，我要感谢当市人大代表那五年，参与了上海控烟立法的全过程，参政议政的能力提高了。因此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时，心里更多了一些底气，促使我对控烟和健康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提出高质量、有建设性的意见。
当委员这几年，我有个深刻的感受：参政议政、民主协商的水平越来越高。建言献策，不是“拍拍脑袋”，或者简单说几句，而是要真正推动问题的解决。
参政议政，需要调研，提出的东西要有可操作性。如果6个提案笼统写在一起，职责不明，谁主办、谁协办说不清楚，很可能造成推诿。一个提案说明一个问题，更有的放矢，目标明确，该谁负责一目了然。
上观新闻：所以当全国政协委员后，关于控烟问题会更细化了。
冯丹龙：是的。履行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推动烟草控制涉及到许多具体的方面，提高烟税、通过立法保护人们免受二手烟危害、警示烟草危害等都是具体有效的控烟策略。
，我向全国政协提交的一份提案建议，进一步提高烟草制品税率，实行税价联动，同时提高烟草税用于戒烟服务和戒烟治疗，得到了有关方向和积极回应。当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调整卷烟消费税政策问题通知》，将卷烟批发环节从价税税率由5%提高至11%，并按0.005元/支加征从量税。这个政策有望降低烟草消费，同时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上观新闻：很多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步到位。
冯丹龙：所以委员们履职，许多问题也是反复提、深入提。当全国政协委员近5年了，我发现政协委员们在参政议政、民主协商的过程中，所提的问题越来越准，切中社会脉搏；切口很小，不泛泛而谈，而是深入调研，用事实和数据说话。大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都是为了推动问题的解决。
我认为，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更需要正向表达。要思考“我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对方如何才能信服我的信息”，“客观当下的难点在哪里”等，这样才更利于推动事情的进展。当然，时机永远是推动问题解决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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