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阿熊，上期节目我们讲了敦煌莫高窟的守护神—常书鸿先生！
同时我们还提到他身边的一些年轻人，比如段文杰、史苇湘等等，今天我们接着讲大漠隐士段文杰的故事。
他被成为敦煌临摹第一高手！
段文杰扎根大漠60年，成为继常书鸿之后，敦煌事业的第二代传人。他是敦煌学的集大成者，也创下敦煌壁画个人临摹数量之最。
不过讲他之前，我们先从张大千说起。
1941年3月，张大千率领弟子与家人离开成都，远赴敦煌，整理文物，为洞窟编号，临摹壁画276幅。我们后期会专门做一期节目讲述张大千和敦煌的这段故事。
1944年，张大千将自己临摹的敦煌壁画带到四川举办展览。正在国立艺专学习的段文杰站在画前，激动异常。段文杰后来说:"看到张大千先生的临摹作品后，我着了魔，他告别了新婚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儿子，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踏上敦煌之路。
放下行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向洞窟。在洞窟里，段文杰惊喜万千:壁画原作比临品更美，令人震惊。段文杰在自己的回忆录《敦煌之梦》中，回忆了当时的兴奋之情:“我觉得，自己就好像一头饿牛，闯进了菜园子，精神上饱餐了一顿。”
但他同时更加心痛:风化脱落、烟熏火燎、手划刀刻。于是，他暗下决心:"不能让它再支离破碎了，不能让它再损毁失散了。"
这一待就是一辈子，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敦煌!
在莫高窟，段文杰扎实过硬的绘画功底，和丰富的学识，很快被所长常书鸿赏识。当各项工作都逐渐步入正轨之后，段文杰被任命为敦煌艺术研究所美术组组长，负责壁画临摹工作。为了保护好敦煌文物，段文杰明确立下几条临摹标准:比如，用透明纸蒙在洞窟原作上，进行临摹的所谓‘印稿法’，人的手和笔隔着一层薄薄的纸，在壁画原作上按来按去，划来划去，必然对壁画造成伤害。这种‘印稿法’绝对不能再使用，只能用写生的办法进行临摹。
在敦煌期间，段文杰的生活极为艰辛，喝的是宕泉河的碱水，没有大米，少有蔬菜，工资不能按时发放，交通也极不便利，徒步去四五十里外的县城，当天回不来。莫高窟夏天干热高温，冬天风卷黄沙。段文杰他们最初的好几年都住在由马厩改造成的简易房间里。经常吃不饱肚子，段文杰还要每晚提上棍棒到洞窟周围巡查一番，防止盗贼。
从1946年开始，段文杰共临摹各洞窟不同时期的壁画340多幅，面积达140多平方米。这一成绩在敦煌莫高窟个人临摹史上创下了第一。其大部分敦煌壁画临摹品已经成为文物，可以说代表了敦煌壁画临摹的最高水平。1947年和1948年，段文杰及其同事们对莫高窟洞窟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编号、测量和内容调查，他们做的洞窟编号被认为是最完整和科学的，至今仍在沿用。
解放后，因为种种历史原因吧，段文杰出色的工作，没有得到认可，反而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撤消一切职务和副研究员职称。这种情况下，段先生仍坚持敦煌艺术的研究工作，白天临摹壁画，晚上还要参加劳动，大炼钢铁。他这时候完成了第217窟的西方净土变的临摹。后来就被划为右派，被下放劳动，被派去搬大石头，清洁厕所，冬天厕所的粪便结冰，还得用铁锹甚至钢钎清理。1963年，省上派来了工作组进行调查，对段先生的问题作平反处理，恢复职务和工资。”
过了两年多的时间，又到了1966年文革，段先生和一批“老运动员”，又陷入了政治争斗的漩涡。而到了1969年，段先生的遭遇更为糟糕，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期间，他和另一些老职工都被“清理”出所钟爱的莫高窟。无奈中，段先生偕同老伴下到敦煌农村，当了几年农民，垫圈、喂猪，什么农活都干过。
遥想段先生在青年时代于重庆国立艺专求学五年，受教于当世艺术大家吕凤子、陈之佛、傅抱石、李可染、黎雄才、潘天寿、林凤眠等人。段先生大有前程却选择来到戈壁黄沙间，稍大一点的城市酒泉都距敦煌近400公里。当他一心为求敦煌艺术真髓，时运不济退求不失初心时，竟不得！
也许是敦煌莫高窟作为佛教宝库的原因，无情的岁月中，常年临摹宗教壁画的段文杰先生，在经过第一年的精神折磨后，反而更为静定。正是这份静定，让他渡过一劫又一劫。
段先生在农村劳动，不但与乡邻相处和睦，还自给自足。段先生自己回忆录中描述这段时光时，写到“敦煌魅力入梦来”！农闲之余，他在田间地头思考敦煌石窟艺术的源与流、敦煌壁画的历史与艺术价值、敦煌艺术的美学问题等。在莫高窟，段先生的艺术实践常人难比，离开莫高窟，却在不断思考研究，为以后成为敦煌艺术理论大家打下基础。
后来段文杰重新恢复工作，在他晚年的的回忆录中，他详详细细记载了自己种种内心变化，竟无一字提及“恨”，也无一字述说他人之过。如果说，段先生用一生的时间诠释了他对莫高窟的大情怀，那这部回忆录则让人看到先生的广阔胸怀！
一生经历那么多坎坷，我却要报之以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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